作者：王立（经济法学博士，丰国律师事务所律师、杭师大钱江学院教师）

5月6日凌晨，21岁的空姐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5月10日，遇害新闻爆出，凶手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当晚，滴滴发出一则悬赏公告，将顺风车司机的照片、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等信息公之于众，然后悬赏最高100万，让大家一起帮忙找线索。

滴滴此举引发争议。有人叫好，认为凶手穷凶恶极，必须通过人肉搜索尽快绳之以法。滴滴公司第一时间勇于担责、发起巨额悬赏，值得赞赏。也有人表示非议，任何人非经法庭审判，都不能确定为罪犯，至多是犯罪嫌疑人（万一凶手不是刘某华、岂不是又一冤案？）。犯罪嫌疑人也有基本人权，不受信息非法公开。且其家人亲友更不应该被人肉搜索打扰。

笔者认为，滴滴有权发布悬赏，但无权擅自将犯罪嫌疑人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特别是在公安机关还没有查实的情况下）。

根据《刑事诉讼法》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进行通缉、悬赏通告等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但并未明确禁止普通个人或其他主体发布悬赏。关键问题是滴滴有没有权利将犯罪嫌疑人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这次滴滴似乎是站在了正义的一方，谁知道以后哪次又找个冠冕的理由随意将你的信息公布出来了呢？

《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这个法条规定了“同意原则”，即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因此一般情况下，滴滴不能公开披露用户个人信息。

但这里的“他人”应当排除相关主管机关、司法机关等，否则紧急避险、法律的执行和司法适用就无法进行了。如2018年5月1日生效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第8.5条对此作了规定，在“与犯罪侦查、起诉、审判和判决执行等直接相关的”、“出于维护个人信息主体或其他个人的生命、财产等重大合法权益但又很难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信息控制者可以公开披露个人信息，无须授权同意。据此条规范，滴滴可以配合公检法机关全力追凶，但问题是：犯罪嫌疑人在逃，是否会穷途末路下再次犯案，损害公共安全（其他个人的生命、财产等重大合法权益）？滴滴是否有权援引这个模糊的规范，公开披露犯罪嫌疑人的个人信息？存疑。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六条也规定，除配合国家机关依法行使监督检查权或者刑事侦查权外，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驾驶员、约车人和乘客的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地理位置、出行线路等个人信息，不得泄露地理坐标、地理标志物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该条规范意味着，滴滴只可以向国家机关这种特定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不可擅自公之于众。

国家层面的法规如果没有明确，但如果滴滴与用户的概括授权，也可以作为滴滴公开个人信息的正当性来源。找到滴滴《个人信息保护及隐私政策》第6.1.5条：“根据法律固定，刑事侦查机关为调查犯罪，依法定程序调取的必要个人信息，或行政机关、司法机构，依法定程序并经您授权同意调取的必要个人信息。”以及第6.1.6条：“在法律要求或允许的范围内，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财产或安全二提供必要的信息。”这里，滴滴的条款写的滴水不漏，但并没有在法律规则之外额外增加滴滴的权利。

另外，须注意到滴滴的公告并未明说公开悬赏寻找司机的原因，也没说司机是犯罪嫌疑人。“因涉及重要事项”的表述耐人寻味。结合悬赏发布的时间和舆论新闻，让读者自行脑补相关信息，就算是今后经司法部门侦查刘某华并非真凶，滴滴也可留有余地。这一定是律师斟酌后的文本。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警方发布的警情通报。其中的信息处理就颇有不同：

总言之，笔者认为：

1、滴滴有权发布悬赏，但无权将犯罪嫌疑人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特别是在公安机关还没有查实的情况下）。滴滴的正确做法应当是转发公安的追凶帖，加上自己的悬赏100万，并全力提交自己掌握的数据及追凶线索。

2、滴滴的责任重心不应当是（不当）悬赏，而应当在顺风车商业模式上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改革，让悲剧不再发生。比如滴滴对顺风车的社交属性引导就值得认证反思。滴滴决定从5月12日起顺风车业务在下线停业自查整改一周，是负责的态度。


目前警方通报的疑犯刘某华落水地点，警方组织的打捞人员已发现了一具尸体，疑似嫌犯，但未有更进一步的确认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