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4月6日），“山东高法”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篇文章《最高法：子女认为父母的汇款系赠予，应提供充分证据佐证，否则应认定为借款》。具体法律文书的案号为：（2017）最高法民申4942号民事裁定书。
 
       最高法在这个裁定书中所确立的规则非常合理，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其裁判要旨为：父母主张向子女的汇款系借款，而子女认为系赠予的，子女须提供证据对其关于赠予的主张加以证明，未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父母所提供的相关证据的，法院应综合全案证据情况认定为借款。
 
       细细品味，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有款项往来的两个民事主体之间，如无其他更多的证据和事实，在意思表示不明的情况下，如一方当事人主张借款合同关系，另一方当事人主张赠与合同关系，则一般情况下应推定为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也就是说，借款是我们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赠与属例外情况。
 
       也许有人看到这里，马上就可以举出反例来。比如说逢年过节发红包，没有任何意思表示，如果发红包的人主张为借款，那收红包或抢红包的人岂不是都要返还？当然不是。因为这明显属于赠与，通过相关证据和事实可以查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属于意思表示不明。
 
       任何一个结论，都是有前提的。如果没有前提的话，则任何一个结论都有可能是错的。就“发红包”而言，应当看到逢年过节，或者是有喜事要庆祝，或者是新人进群等因素，而且还有微信“红包”两个字或者是纸质红包（通常为红色，而且还有一些祝福语）等形式和内容，足以证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赠与，而不是借款。
 
       我们说，借款是我们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赠与属例外情况，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第一，两个民事主体之间有款项往来；第二，除了有款项往来，并无其他更多的证据和事实；第三，虽有款项往来，但意思表示不明；第四，一方主张借款合同关系，另一方主张赠与合同关系（没有说还有其他款项往来）。则一般情况下应推定为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反之，如根据相关证据和事实，能够查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则可直接认定为相应的法律关系，而不必靠推定来认定。
 
      现代社会，如有人急需用钱，而有人愿意帮助的话，那一定要珍惜，受助人当怀感恩之心，而不能在意思表示不明的情况下得寸进尺主张赠与。
 
      既然在意思表示不明的情况下推定为借款，那么要成立赠与的话，就一定要有相关证据或事实来证明赠与法律关系。比方说，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赠与合同，赠与公证，赠与的录音录像，赠与聊天记录，转账说明，赠与人在慈善晚会上的发言或举牌等证据和事实，均可查明当事人是否具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如不能查明赠与的意思表示，而另一方当事人主张借款的话，则应推定为借款关系。
 
      当然，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如一对热恋中的男人向女人转账（而不是发红包）520元、1314元、10000元、15000元等金额，而没有添加转账说明，也没有其他聊天记录。总而言之，从表面看，属于意思表示不明。当两人发生纠纷时，男人主张借款，女人主张赠与。那么法官该如何认定呢？
 
      对于这样的案件，司法实践中已有判例。如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终794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由于案件当事人双方系情人关系，对于“520”“1314”等具有示爱特殊含义的数字金额不宜认定为借款，其余数字金额可认定为借款。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情人之间为表达爱意，转账520元、1314元，不可能是借款，应当是赠与才足以表达。法官通过这些证据和事实查明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不再属于意思表示不明了。
 
       最后，我们再回到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敬老慈幼，是为人伦之本，亦为法律所倡导。慈幼之于父母，依法而言即为养育义务之负担。儿女一辅成年，当应自立生活，父母续以关心关爱，儿女受之亦应念之，但此时并非父母所应负担之法律义务。现如今受高房价影响，儿女刚参加工作又面临成家压力，经济条件有限情况下父母出资购房虽为常事，但儿女万不能以为父母出资乃天经地义，须知父母养育儿女成人已为不易，儿女成年之后尚要求父母继续无条件付出实为严苛，亦为法律所不能支持。”           这是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6民终2248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说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有款项往来，但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没有意思表示或意思表示不明，父母一方主张为借款，子女一方主张为赠与，法院认定为借款。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将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扩大到所有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