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国说法】张玉环无罪开释，如何赔偿与问责？┃阿连看法（一） 2020-08-07
作者：汪江连
壹
冤错之因
昨天，笔者撰文提到了张玉环案获无罪判决后，在司法的程序正义上当坚守底线，因之，可避免不少的冤错案件。
当然，冤错案件的形成，有多种原因。
有人认为，刑讯逼供是冤错案件的要因，并言道：凡是有刑讯逼供的，很少不导致冤假错案的。的确，我国古代司法，将刑讯逼供作为一种合法的获取口供的方式，实践中，不免滥用。您可能知道，我们古代的官老爷坐堂审案，奉行的是“口供为王”原则。
这种理念，延至现代，在不少刑侦警察那里，拿下口供还是王道。然而，现代司法，借助于高科技手段和新型刑事司法机制的加持，证据呈现多样化，凡作案必然留痕，直接的作案证据，更加有证明力，口供地位已非昨日。书证是以内容来证明的，物证则客观的放在那里，主观造假的可能性小。
总之，过于依赖口供，已经不适合现代刑事司法了。
大家去看看那些冤错案件，突破口供，就以为做到了板上钉钉，其实不然。从刑事审判的排除合理证据原则角度看，这只是确定嫌疑人是否有罪的万里长征第一步。简言之，我们刑事证明理念和标准的转变，可以从制度的利导机制上减少甚至避免更多的冤假错案。
贰
赔偿之法
张玉环先生是以无罪获释的，出来后自然要处理很多事情。比如，如何尽快的适应现代社会，进一步理清家庭的关系，重新找到未来的生活和工作，等等。
逝去的青春，唏嘘之际，也无法一味的停驻、怀想，向前是正确的姿势。
尽管，岁月流逝、无可补偿，但蒙受不白之冤，公权力机关是有过错的，他们代行国家权力，蒙冤者自然有权要求赔偿。在法律上，我们称之为刑事错案国家赔偿制度。
除了《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外，一般具体适用2015年两高（最高法、最高检）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刑事赔偿案件解释》）有关规定。张玉环先生的情形可以适用《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三项的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这里需要提示的是，并非所有的刑事冤错案件都能获得国家赔偿。比如，并非无罪，仅只是罪名错误，刑期过长，等等，俗称的“判重了”，审监程序纠正之后就未必能获得国家赔偿；侦查与司法机关有其他的过错，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另议。
《刑事赔偿案件解释》对具体的赔偿标准予以了细化，第21条第1款规定，赔偿的计算方法是做出决定时的“上一年度国家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这笔钱通常表述的名目为“人身自由赔偿金”，这也符合《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的原则。
2020年最高检通知指出，自5月18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346.75元。当然，媒体报道所提到的，张先生失去自由共计9778天，在具体计算赔偿标准时，其时间到底是多久仍然要进一步的确认。这笔人身自由赔偿金，约340万；再加上前述数额约35%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约120万上下；一般说来，张先生可以获得460万左右的国家赔偿。然而，最终赔多少，怎么赔，还要张先生与自己的代理律师商议后具体去主张。
赔偿也是要走法律程序的，不能坐等。
叁
问责之道
我们国家建立了司法责任制，这种责任制是终身责任制，换句话说，对冤错案件要终生问责的。我们注意到，江西司法系统已经向张玉环先生道歉，张先生也接受了道歉。但，这显然不够的。
大家希望有关机关要迅速启动两个程序：
一个是寻找真凶。这个当然是极为不易的，毕竟案子已经过去27年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告破的。
二是问责程序。年初，高检院张军检察长指出，检察机关是刑事错案的第一责任人。此案的承办检察官及做出决定的有关领导，可能成为问责的对象。除此之外，负责办案的警察及做出决定的有关领导，审判案件的法官及有关领导，都可能成为错案问责的对象。根据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法的有关规定，可能被问责的情形主要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办错了案子，导致了严重后果。所以，要去调查整个案件的侦查、公诉和审判过程中，公检法负责具体办案的人员是否存在着故意或重大过失，从而导致了此一错案。
问责可能涉及的处分包括党纪、政纪甚至法纪的处分。然而，我们此处也必须指出的，根据司法活动的规律和机理，的确并非所有的错案都要问责的。有的错案可能因为证据的问题，也可能涉及法律适用的专业解释问题，也可能是新的证据后来出现了，导致原判无法立足。甚至，不少的案件，可能谈不上是真正意义的错案，法官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一审的、二审的，甚至再审的法律理解有所出入，负责办案的公检法工作人员，只要不是故意的，或存在重大过失，一般也无需承担责任。至于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渎职等行为，自然是要问责的。
张玉环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但是，凡是有冤错必须纠正；同时，我们要建立健全的司法机制是，通过法律、证据和技术等结合，尽力减少乃至避免此类错案的发生，这才是治标之法。
2020年8月6日于乾望斋
请扫描关注丰国官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