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国说法】“士农工商”是抑商还是重商？ 2023-03-07
作者：王立（经济法学博士、教书匠）
但近日在读吴晓波老师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他说对“士农工商”的这种贬义解读，其实是一种误解。误解有二：第一，“士”是指军士，而非知识分子或官员；第二，管仲提出“士农工商”，并非以工商为末，实际是四业并举，没有先后尊卑之分。这个观点很有启发。
我在给学生上《商法》课程，第一节课总是喜欢跟学生讨论一下中国传统中的商业文化。从词源来看，“商”最早是一种计时工具，一刻为一商，据说与铜壶滴漏、漏箭之类的计时工具有关。后来，“商”被引申为计量标准，而计量标准正式商品交换活动所必须，所以也就将“商”这种计量单位演变成了商品交易活动本身，正所谓 “通财鬻货曰商”。
“士农工商”的提法，出自《管子·小匡》，管仲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这个词很有意思，在现代的大陆地区其实一般人还不太用，倒是台湾地区更多地传承了中国传统词汇，在日常生活用也会用到。
我在《商法》课程中将这个词汇给介绍给学生，是将之作为贬低商人的典型。所谓“士农工商”，意思就是从高到低阶层分类，士大夫阶层是最高级别的，农民次之，手工业者更次之，商人最底层。这个解释其实很好理解，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下，知识分子一定是在最高层级；而在农业社会，创造财富的主体必然是农民；手工业者虽然没有农民那么重要，但他也在创造各类农产品之外的财富；只是商人作为一个纯粹交易者，在儒家传统文化下，大部分人认为他们是食利者，不干活，并不创造财富。你看看这些商人们，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投机倒把，如何能称之为“善”？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是主流。对商人进行贬低性描述，如“商人重利轻义”“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等提法比比皆是，一直延续至近现代。甚至于，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刑法当中竟然还会有“投机倒把罪”的存在。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这是所有商业交易、市场经济的最正常不过的基本形态，何罪之有？
所以每给学生讲课，我对“士农工商”提法持批判态度，是将之作为一个封建残余、反面典型给学生做的解释。
但近日在读吴晓波老师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他说对“士农工商”的这种贬义解读，其实是一种误解。误解有二：第一，“士”是指军士，而非知识分子或官员；第二，管仲提出“士农工商”，并非以工商为末，实际是四业并举，没有先后尊卑之分。这个观点很有启发。
管仲在变法中提出“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意思是天下百姓分为四个行当，这四个行当应当泾渭分明。这里的分业，并不是认识论上的定义和归类，而是实实在在将人分类，并且隔离定居。《淮南子·齐俗训》记载：“是以人不兼官， 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 商与商言数。”简单来说，统治者将老百姓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
按吴晓波老师的说法，“士农工商”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国家强制下的“社会分工”治理模式，这四个阶层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分，而是平行并列的存在。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将人分成四个行当，然后各自聚居，加深该行业的熟练度与教育传承，然后在各个行业之间展开商事交易。
如此，“士农工商”便不再是阶级固化、末商主义。恰恰相反，这是有利于商品交易、市场经济的发展。这让我想起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亚当斯密可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市场自由派的源头。难怪管仲的这次变革被称之为“重商主义”。
尽管吴晓波老师的这种理解不一定是主流见解，也不一定就是管仲当初的真实想法，但我认为这可能是最接近管仲思想的一种解读。否则你就很难理解，如果“士农工商”是将商人贬低到最低层的话，为何出身于商人、管仲要进行这种贬低商人地位的经济改革呢？将“士农工商”理解为“分工”，而非“阶层”，逻辑就通了。
想到此有些汗颜，原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误人子弟。
请扫描关注丰国官微